上週末，哈佛大學管理公司（HMC）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的最新 13F 持倉報告揭示了其加密資產策略的劇烈轉向。報告顯示，HMC 持有的貝萊德比特幣現貨 ETF（IBIT）倉位較上季度再度縮水 43%，而同期買入的以太坊 ETF（ETHA）則被全部清零。短短兩個季度內，哈佛在加密資產上的公開持倉從峯值的 4.43 億美元暴跌至約 1.17 億美元。作爲管理全球最大高校捐贈基金的頂級機構之一，這一操作引發了市場對於頂級人才是否也難逃高買低賣困境的廣泛質疑。

回顧哈佛與加密貨幣的淵源，早在 2018 年，包括哈佛、耶魯、布朗和密歇根在內的幾家常青藤盟校捐贈基金便通過風險投資基金對區塊鏈技術產生濃厚興趣，並於 2019 年前後開始通過 Coinbase 等交易所悄悄購入比特幣。HMC 首次公開披露持倉是在 2025 年第二季度，當時持有約 190 萬股 IBIT，市值約 1.17 億美元，並同步建倉了黃金 ETF（GLD）。Bitwise 首席投資官 Matt Hougan 將此舉解讀爲應對全球貨幣超發風險的「貶值對沖交易」。進入第三季度，HMC 進行大幅加倉，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IBIT 持倉擴大至約 681 萬股，市值約 4.43 億美元，環比增幅超過 257%，一舉超越微軟、亞馬遜和英偉達，成爲 HMC 公開披露組合中佔比約 20% 的最大單一持倉。

彼時，面對傳統資產回報率預期持續走低，多家大學捐贈基金都在調整策略。哥倫比亞投資管理公司 CEO 金·劉指出，傳統資產 Alpha 收益壓縮迫使機構在風險曲線上走得更遠。

與此同時，哈佛經濟學教授 Kenneth Rogoff 公開反思其 2018 年對比特幣的看空預測，承認低估了比特幣在全球地下經濟中的需求支撐。這種學界旗幟性人物的認錯，爲機構追倉提供了情緒背書，推動比特幣在 2025 年 10 月逼近 12.6 萬美元的歷史峯值。午方 AI 注意到，在這一輪機構情緒高漲的背景下，HMC 的激進加倉顯得尤爲引人注目。

然而，行情在 2025 年第四季度觸頂回落，HMC 隨之調倉。IBIT 持倉減少約 21%，降至約 535 萬股，市值約 2.66 億美元；

同時，貝萊德以太坊現貨 ETF（ETHA）首次出現在報告中，持倉約 387 萬股，市值約 8680 萬美元。據彭博 ETF 分析師 James Seyffart 披露，該季度對沖基金因基差交易回報崩塌而集中拋售以太坊 ETF，哈佛卻在此時逆勢入場，成爲本季最大新增買家。但最新披露的 2026 年第一季度持倉顯示，剛剛建倉不足一個季度的 ETHA 已被全部清倉，IBIT 再次大幅減持約 43%，剩餘約 304 萬股，市值約 1.17 億美元，跌出前五大持倉。

據知名加密 KOL 陳劍估算，HMC 買入 IBIT 的均價約在 11 萬美元附近，賣出均價約 8 萬美元，虧損幅度約 28%，比特幣部分賬面損失超過 1 億美元。以太坊方面，ETHA 買入均價約 4000 美元，清倉時已跌至約 2600 美元，單季虧損估計超過 3000 萬美元。兩項合計，此輪加密操作疑似虧損超過 1.5 億美元。午方 AI 梳理發現，儘管市場存在追漲殺跌的質疑，但 HMC 至今仍保有約 1.17 億美元的 IBIT 底倉，並未完全離場，這暗示了操作背後可能存在的複雜風控邏輯。

深入分析發現，這次減倉更多是哈佛當下現實壓力的產物。去年 10 月，哈佛公佈的 2025 財年財務報告顯示，因聯邦科研撥款被叫停，哈佛全年營業虧損 1.13 億美元，出現疫情以來首次預算赤字。捐贈基金貢獻了約 37% 的運營收入，但其中 80% 資金受用途限制。

此外，2025 年 7 月生效的共和黨稅收法案將捐贈基金最高稅率從 1.4% 上調至 8%，預計每年增加約 3 億美元稅務成本。午方 AI 分析認爲，在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流動性鎖定期長、折價出售成本極高的情況下，流動性最強的 IBIT 和 ETHA 自然成爲優先調整對象，以應對財政缺口和領導層交接帶來的聲譽風險。

與哈佛的撤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他機構的選擇。阿布扎比主權基金 Mubadala 在 2026 年第一季度繼續增持 IBIT 約 16%，持倉升至約 5.66 億美元，連續第五個季度加碼。同爲大學捐贈基金，達特茅斯維持 IBIT 持倉不變，並將以太坊 ETF 換倉至 staking 版本，還新增約 367 萬美元的 Bitwise Solana Staking ETF，成爲首批將配置延伸至 Bitcoin 和 ETH 之外的美國大學捐贈基金之一。布朗大學維持 21.25 萬股 IBIT 不動，埃默裏大學則退出小額 IBIT，轉而增持 Grayscale 比特幣迷你信託。

綜合來看，哈佛這輪操作是財政壓力、流動性需求與風險預算觸發共同作用的結果，很難簡單歸結爲追漲殺跌。當全球最頂級的大學捐贈基金進入加密市場，它並非以 crypto-native 的信仰方式入場，而是以華爾街風險賬本的邏輯入場。加密 ETF 產品固然帶來了機構入口，但在風險收縮時，也必然帶來機構式的賣盤，這標誌着加密資產在機構配置中正在經歷從「信仰驅動」向「流動性管理工具」的深刻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