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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SpaceX 向 SEC 提交了修订后的 S-1 文件,正式披露了此次历史级 IPO 的核心定价细节:每股定价 135 美元,计划发行 55.56 亿股 A 类普通股。这一举措直接推高了公司整体估值至 1.77 万亿美元,融资总额高达 7500 亿美元。6 月 12 日,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股票代码为 SPCX。此次上市不仅刷新了科技企业 IPO 的规模纪录,其融资金额更是沙特阿美 2019 年 IPO 融资额的 2.5 倍以上,标志着私营航天与科技巨头正式迈入公开市场的新纪元。
然而,在定价公告发布的同一天,晨星公司的初步研究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分析师 Nicolas Owens 基于 DCF 模型测算,认为 SpaceX 的实际公允价值约为 7800 亿美元,仅为 IPO 估值的一半左右。两者之间高达 9900 亿美元的估值差距,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午方 AI 梳理发现,晨星公司将这 7800 亿美元的估值拆解为两部分:核心业务(火箭发射及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的 DCF 估值为 6110 亿美元,而 AI 业务(xaAI 计算能力及轨道数据中心项目)的估值为 1700 亿美元,后者是基于多种情景下的概率加权计算得出。
估值分歧的核心在于市场对 AI 业务赋予的倍数差异。在 1.77 万亿美元的 IPO 定价中,扣除核心业务的 6110 亿美元后,市场实际上为 AI 业务支付了 1.16 万亿美元的溢价。按照晨星公司的算法,这一估值倍数相当于 6.8 倍,意味着 9900 亿美元的差距完全代表了市场愿意为 SpaceX 的 AI 未来支付的额外成本。午方 AI 注意到,晨星公司指出了导致这种巨大差异的两个关键因素:首先是 AI 业务的盈利前景尚未验证,招股书显示 xaAI 预计 2025 年将出现 64 亿美元运营亏损,营收仅 32 亿美元,且轨道数据中心建设计划直至 2028 年才启动;其次是治理结构风险,Elon Musk 拥有 SpaceX 85.1% 的投票权,且 xaAI 的收购条款仍存在不确定性。
将 SpaceX 置于历史 IPO 的坐标系中,更能看清其估值的特殊性。此前全球规模最大的 IPO 是 2019 年上市的沙特阿美,当时估值为 1.7 万亿美元,彼时沙特阿美已是稳定盈利的资源巨头,拥有全球最大的原油储备。相比之下,SpaceX 目前仍处于持续亏损状态,预计 2025 年合并营业亏损将达到 26 亿美元。更惊人的对比来自阿里巴巴,其 2014 年上市时的 2310 亿美元估值,仅占 SpaceX 当前估值的 13%。SpaceX 的上市使其瞬间跻身苹果、英伟达和微软等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而这些企业均是通过数十年公开市场运作才达到此高度。
市盈率指标进一步揭示了定价的激进程度。以 1.77 万亿美元估值除以预计 2025 年 187 亿美元的合并营收,SpaceX 的市盈率高达约 95 倍。作为对比,人工智能行业爆发期英伟达的市盈率峰值约为 30 倍,而典型的 AI 概念股 Palantir 也曾达到 80 倍。SpaceX 的定价直接使英伟达高峰期的市盈率显得只有其三分之一。即便采用晨星公司 7800 亿美元的保守估值,SpaceX 的市盈率仍高达 42 倍,依然高于英伟达。午方 AI 分析认为,在 1.77 万亿美元和 7800 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合理区间',只有'昂贵'与'极其昂贵'的区别。
此次 IPO 的发行方式同样打破了华尔街的传统惯例。传统大型 IPO 通常采用'簿记建档'机制,先设定价格区间(如每股 110 美元至 150 美元),再根据机构投资者反馈调整最终价格。SpaceX 却直接跳过了这一环节,在 S-1 文件中锁定了 135 美元的固定价格,未设任何价格范围。这种在过去 20 年中极为罕见的做法,仅在沙特阿美及部分中国国企 IPO 中出现过。这一策略传递出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对市场需求拥有绝对信心,确信固定价格下仍会出现超额认购;二是有意削弱华尔街投行在定价过程中的影响力,避免投行通过压低发行价来制造上市首日的股价上涨效应。
旧金山发生的一个插曲为这次 IPO 增添了独特的时代注脚。在同一周,旧金山 Duboce Triangle 地区一栋建于 1907 年的老房子挂牌出售,售价 299.5 万美元,房主明确表示愿意接受 OpenAI 或 Anthropic 员工的股票期权作为支付手段。该房源在 24 小时内便收到大量咨询。早在 4 月,马林县也有房产接受 Anthropic 股票支付。随着 SpaceX 将私营科技企业估值推高至 1.77 万亿美元,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估值分别达到 8520 亿美元和 9650 亿美元,私营科技股权实际上已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替代货币'。这次 IPO 所暴露的高估值问题,不仅反映了定价机制的变革,更重新定义了资产与货币的边界,以及华尔街在科技巨头定价中剩余的话语权。